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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的生态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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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显的感知是,互联网经济拓宽了传统就业形态。
4月21日,滴滴对外宣布成立“网约车司机生态发展委员会”,网约车平台公司CEO孙枢担任委员会主任,直接向滴滴出行董事长、创始人兼CEO程维汇报。平台司机负责人刘西帝任副主任,滴滴安全、规则、产品、供需、区域、沟通、公益等部门负责人担任常设委员。

图源:滴滴官方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滴滴是首家发布关于“新业态平台上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的互联网企业,这一举措,也意味着互联网企业运营生态方向开始转变。
那么,滴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作出这个决策,成立这样一个部门的背后逻辑和依据又是什么?基于此,本篇文章新眸将从国家政策、平台角色与解决就业等方面,做出相应分析。
01
生态“拼图”
互联网公司开展的线上工作,最终实施与执行都是要落地,而承担这些职能落地工作的,正是各类线下的灵活就业人员。
一方面,早期电商的普及,带动了第一批互联网下线从业人员,他们是个体户、私营业主等中、小商家,以及规模超过千万的快递小哥。
另一方面,自互联网预约出租车商业模式自诞生以来,就迅速被社会所接纳。
就滴滴而言,平台上有超过1166万网约车师傅、约18万代驾师傅、6000名两轮车运维师傅,3000多家汽车租赁公司,累计有3100万车主及司机通过滴滴平台获得过收入。
拥有5.5亿用户的滴滴,可拉动600余万相关就业,带动1826万个就业机会,实现年运送乘客超过100亿人次。
但规模庞大的就业人员,也在不断挑战企业在实际运营中的管理能力。对于线下灵活就业人员,和解决线下灵活就业人员所面临的问题,各家互联网平台型企业,都曾有针对性地推出过一些管理方案。
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阿里就连续推出了乌云、狂风、春雷等一系列倾斜资源,用以扶助私营业主、中小商家,为当时寒冬中的中小商家提供了支持。
除了互联网企业的行动外,相关部门也陆陆续续下发了各种指导文件,来解决部分问题。
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看,强化稳定就业举措,落实保障居民就业任务,大力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无疑是新环境下的重要的政府工作内容。
去年7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委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把支持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作为经济转型和促进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经济等发展,创造了更多的灵活就业机会。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指出,“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左右,在解决劳动者生计同时,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成为吸纳就业蓄水池。”“十四五规划”也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
地方政府方面,广东省发布了《关于开展新业态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信息采集的公告》,要求广东省范围内运营的各类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企业提供通过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的人员信息。
从中央到地方,密集的政策发布,切实保障灵活就业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新眸看来,滴滴成立“网约车司机生态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对相应政策的积极回应。
02
攻坚“运营”
车主和司机,是网约车平台发展的基石。
车主及司机通过平台,提供了出行工具(车辆),也提供了出行指导人员(司机),对于平台来说,注册车主及司机,是平台最为核心的运营资源,也是平台整合社会资源、共享出行资源和优化出行方式的基础逻辑。
于此之下,如何保护这些选择在平台上获取收入的就业人员,就成为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在平台、监管层和用户中,车主、司机群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他们提供了生产资料(车辆)、提供了生产人力(自身)来为乘客服务(按照既定路线送达目的地),以获得乘客为此支付的费用,并将这些费用作为收入之一用来支配。
因而,“网约车司机生态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则寓意了滴滴在探索保障平台注册车主及司机的方向,具体而言:
首先,委员会在滴滴内部的规格很高。由网约车平台公司CEO孙枢将担任委员会主任、第一责任人,滴滴党委统筹指导、参与支持委员会相关工作,并邀请法律及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直接向创始人程维报告。
其次,委员会工作范围覆盖很广。涉及到滴滴的安全、规则、产品、供需、区域、沟通、公益等职能部门。
第三,委员会制定工作内容的信息来源很广。将采取线上调研、司机开放日、司机共创会、司机恳谈会等形式来获得相关信息,以指导工作。
第四,对外合作形式比较多。除了注册车主及司机、乘客,还有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和劳动者权益保障部门,以及业界专家、学者,这样的目的是共同推动网约车司机群体的权益保障尽快升级试行,帮助互联网零工经济的从业者建立起更理想的劳动环境和更务实的权益保障。
第五,重点工作问题也比较突出,即确保出行淡旺季的供需平衡,稳定司机收入。委员会将采取更高效的司机补贴和定价机制,以多劳多得、优劳优得为基本原则,为司机提供既稳定又灵活多元的收入模式。
第六,积极探索司乘关系等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平台规则。比如在司乘纠纷、费用纠纷、虚假投诉等实际落地场景中收集更多的证据价值链,而不是简单的只看单方面的信息。
此外,还要综合考虑平台注册车主及司机的身份、性别、家庭及本职工作等从业背景,从而更加优化的推出针对性措施。比如在滴滴平台上接入的237万女性注册车主及司机,相对于男性车主及司机,她们将会有其它针对性措施来扩大保障范围。

根据前瞻研究院调研,在2020年前三季度灵活就业求职热门职位TOP10中,司机占据了三席,注册车主及司机群体作为网约车出行的服务提供方,他们在就业方面的稳定性、收入方面的公平性以及乘客评价的获得感等劳动权益,应该得到有效保障。
客观说来,司机生态建设是三者良性互动的保证,服务行业劳动者权益保障和服务质量其实是同进退的。在新眸看来,滴滴生态委员会的成立,将为新型就业形态提供了一个可供探索的选项。
制定合理的运营规则,对平台就业人员进行全面的保障计划,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通过维护和保障注册车主及司机,滴滴在不经意中完善了生态链最重要的资源环节。
事实上,滴滴当下的决策也是有迹可循的。自2015年开始,滴滴就在围绕“运营商”角色,试图完善乘客的一站式出行平台,建设围绕车主和汽车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最终使滴滴成为面向未来的“出行运营商”。
简而言之,通过构筑最为基本的供需生态,在满足基本供需,以更多的接入方式和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逐渐走向汽车运营商服务的商业化场景,以实现角色转变的真正落地。
03
是选择,也是责任
在公告中,滴滴对于注册车主及司机的描述有这么一段,即在全国2200多个城市,在3100万中超过21%的注册车主及司机以“跑滴滴”作为家庭唯一收入来源。
2020年疫情期间,有超过16万滴滴司机志愿加入滴滴医护车队,他们从武汉启程,在全国15个城市为4万名医护人员提供了100多万次免费接送服务。
也就是说,除了全职“跑滴滴”的人群,更多的是属于兼职或者第二、第三职业,这些人员组成复杂、形式多样,能够更好的指导、维护和管理,对于社会稳定、促进平台良性发展、保障平台就业人员收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新业态平台催生了一批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岗位,虽然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发布过不少的指导政策,比如在北京,当新业态从业者遭遇因工争议时,可以向工会申请援助;在广东省,今年4月1日起网约车司机可网上办理工伤保险参保;在浙江,通过立法规定网约车平台可单独为司机买工伤保险;在重庆,将网约车司机被列为社会保险补贴对象等政策都在不断出台。
滴滴选择从正面回应,一方面,代表企业维护平台就业人员相关权益的决心,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是需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
选择通过网约车平台就业的注册车主和司机,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不属于平台正式员工的,只是依附于平台,由自身提供服务,而不是平台提供服务。因此,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与平台的关系更多的属于“合伙”,这种情况就非常需要企业、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协同出面,维护他们的权益了。
当平台就业人员在参与感、获得感等方面得到保障后,灵活就业这种模式对促进就业的价值,适用于平台经济的社会保障的新模式才有可能成为新经济背景下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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